最高法判例：“利害关系”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案件情况及当事人诉讼请求来确定。 “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不能过分扩大理解，认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利害关系，也不能过分限制理解，将“可能性”扩展到必须要有充分证据证实被诉行政行为影响其实体权利。对于“利害关系”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案件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予以确定，首先，应将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作为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要标准；其次，在当事人确有法律可保护权益的情况下，还需要考虑该权益是否应当通过本案的行政诉讼来保护。在有些情况下，即使当事人具有可保护的法律权益，但该权益应当通过民事诉讼或者直接对其设定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来保护，则当事人虽然有法律保护的权益。
亲属可以作证，但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证人的证言，不能孤立作为定案的依据，需要有其他相应的证据来补充。 第一百零九条 下列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 （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存在一定困难，但尚未丧失正确认知、表达能力的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所作的陈述、证言和供述； （二）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有利被告人的证言，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不利被告人的证言。
亲属算证人。亲属是可以做证人的，但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证人的证言，不能孤立作为定案的依据，需要有其他相应的证据来补充。 第一百零九条 下列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 （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存在一定困难，但尚未丧失正确认知、表达能力的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所作的陈述、证言和供述； （二）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有利被告人的证言，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作的不利被告人的证言。
1、证人出庭率低，出于人情社会的传统，证人不愿意参与诉讼活动，不想得罪任何一方当事人，要么是仅提供书面证言，要么不到庭作证。 2、愿意出庭作证的证人往往与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存在亲属关系、好友关系、工作上或者职务上或者利益上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影响证人证言的公正性。 3、证人提供的证言极易掺杂个人情感，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真实性难以保证。 4、证人与当事人存在的密切关系，在使其公正性更容易受到怀疑的同时，也使其更容易接触案件事实，其证言的内容可能更接近客观事实。甚至在某些民事纠纷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为数不多甚至仅有的证据。
证人利害关系的认定如下：1、直接利害关系，指与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具有血缘身份上的关系，如近亲属关系；2、间接利害关系，是指与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没有近亲属关系，但存在可能影响证言公正性的身份、情感、利益上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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